文化创伤的延续与回顾：白俄与乌克兰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历时比较研究
作者：高行云
Zhukova, Ekatherina. 2016. “From Ontological Security to Cultural Trauma: The Case of Chernobyl in Belarus and Ukraine.” Acta Sociologica 59(4):332–46.
1 问题提出：创伤与时/空变异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影响严重。白俄罗斯的23.5%的国土和35%的人口受到影响；乌克兰的7%国土和7%的人口受到影响。
其中，来自于白俄罗斯的一位女生Ekatherina Zhukova，也在受影响之列。然而，她幸运地得到意大利的人道主义团体的帮助，开拓了视野。一路下来，她在丹麦的奥胡斯大学读了博士，又到了瑞典的Lund大学读博士后。
之前推荐过她的文章：
299期| 切尔诺贝利灾难、创伤的国家管理与人道主义的救援（BJS2016）
这位女生的博士论文及至今，都是研究自己家乡的这起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又是如何消化这场创伤呢？国家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看待一系列的、不同形式的人道主义救助？
2016年，Ekatherina Zhukova在北欧社会学的旗帜刊物Acta Sociologica发表论文，讲述了白俄和乌克兰的不同的应对创伤之道。
这篇文章可以作为经验研究的学习材料：如何比较地提出与回答案例中的时间与空间的变异（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2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的苏联
这起事件发生前，苏联人民相信科学技术的威力。这一点从卫星上天、原子弹等等可以看出，苏联已经习惯将“科技实力—意识形态——外国敌人”三者绑定在一起了。
The Soviet people believed in prog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conquer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 The only threat to ontological security was the external enemy.
从正/反面讲：唯一让民众缺乏安全感的是：外国敌人；能够让民众产生与维持安全感的是：
3 切尔诺贝利事件与文化创伤形成
这场事件让苏联专家终于发现：核能并不是clean，敌人也不是国外。上述“科技—意识形态—外国敌人”三者间的关联被打破了，所以意识形态危机形成，进而造成民众的不安感
After Chernobyl, experts as the first-hand witnesses questioned the premises of their ontological security: nuclear energy was no longer understood as clean, nuclear reactors were no longer believed to be safe, and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was no longer perceived as valid.
Ekatherina Zhukova借用吉登斯的“存在论式不安”（ontological security）来表达这种情境。但是，Zhukova进一步论证，这不仅只是针对于知识专家群众，而是波及苏联民众，从而造成了一种“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民众不得不问以下问题，关于“责任”：谁造成了这场灾难？谁要对此负责？
Trauma reaches a cultural level when questions about responsibility are raised in the public sphere: who or what can be blamed for causing the calamity, and who can be responsible for dealing with its aftermath?
这场讨论不是由国家掌控，而是公共领域的团体（Zhukova借用Alexander文化社会学的术语“ carrier groups”）——government officials, oppositions, med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tellectuals, artists, friends and relatives of victims.
4 责难与独立：白俄与乌克兰的创伤延续（1986-1991）
1986-1991年苏联解体前，两国对苏联的创伤反应是延续的、相同的。他们都在问以下问题：
——“我们究竟在什么样的社会，以致能够发生这样的悲剧？”
——“为什么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样的悲剧？”
——“谁应该对此负责？”
在这一时间，最重要的发难方是知识分子和受辐射影响人士。乌克兰作家协会和白俄罗斯的作家协会都从族群认同的角度对苏联发出挑战，建构出造成此事件的“他者”，认为他们已经变成了莫斯科的殖民地，因此要求从苏联独立起来。
In the Soviet Ukraine, Chernobyl played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view of Ukraine as an exploited colony of Moscow’
5 回顾创伤：白俄与乌克兰的不同反应（1991年之后）
当两个国家都从苏联之后，不得不回顾这场创伤以理解与当年苏联、当今的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建立国家认同。这时候，联系到切尔诺贝利事件时所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曾经究竟在什么样的社会，以致当时能够发生这样的悲剧？”
——“为什么曾经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样的悲剧？”
——“当时，谁应该对此负责？”
这时候，白俄与乌克兰的分化就出现了：
第一，媒体管控：白俄的85%的媒体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但乌克兰则只有50%;
第二，文化认同：白俄已经受到俄罗斯影响几百年了，所以仍有很强的文化的单一依赖，但乌克兰由于历史原因，长期存在三大区域（西部、中北、东南）和两种认同（欧洲认同和斯拉夫/俄罗斯文化认同）。
通过比较两国在1991年之后的报纸内容，Ekatherina Zhukova认为两国在独立后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文化创伤回顾不再一样了。
——究竟他们只是批判苏联对事件善后不利，还是批判苏联的体制弊端呢？
白俄罗斯仍然将苏联视为他们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高峰期（culmination of Belarusi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因此在批判苏联时期更多地关注后善后处理问题（比如：没有及时告知民众的危害性），而非体制上的弊端（如过于集中管理以致不尊重科学）。如此一来，白俄罗斯不希望与俄罗斯/苏联拉开太远的距离——, the present ‘Self’ was not constructed against the past ‘Others’。
但是，乌克兰的媒体环境与文化认同多样性，使其努力拉开自己与曾经苏联时期的距离。尽管他们的报纸也会更多地批判善后处理细节问题，但仍会把矛盾指向 the Soviet state for irresponsibility
总结Ekatherina Zhukova区分的两种创伤类型——延续性创伤和回顾性创伤，见下：
Continuous trauma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when the authorities fail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n response to a disaster. Those with access to the symbolic means of production construct a perpetrator by criticising the authorities for the present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and calling for social change.
Retrospective trauma ... the public sphere construct a perpetrator by recollecting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juxtapos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